关系向度理论:个人离开关系便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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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向度理论:个人离开关系便毫无意义
发布日期:2022-08-23 06:02    点击次数:139

本文摘编自《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一书中《“亲亲相隐”的再认识——关系向度理论的解释》一文。

关系向度理论

显然,既克服对文化表现特征做对应性研究的局限性,又打通文化性与一般性理论的关系,是有待努力的方向。为此,我近来提出了一个“关系向度理论”。

我认为,血缘、地缘、家人、老乡、熟人等表述虽说可以回归于一种社会文化,但在理论模式上看其实是一种时空性研究框架。从时空上回看社会构成,人间的各种交往都可以在时空上建立分类。

为此,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大凡人间的社会交往都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发生、定型与拓展。其中,时间维度指一社会中的交往者所认知到的交往时间上的“短程”或“长程”。而交往时间的长短又取决于交往者所认知到的空间维度中彼此关系的稳定性。关系稳定与否在于一个人一生中的流动性。如果个体在社会空间中频繁地发生流动,那么其交往的选择性就会增加;如果他一生很少流动,其关系的选择性将大大降低。以此两个维度,我们得到了一个社会交往的四分图,见图1:

图1 关系向度理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四种关系向度及其内涵具有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的特点,而不表示人们在真实交往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复杂问题。

从表中单向箭头的指向可以看出,人间发生交往的两个逻辑起点是“松散关系”与“固定关系”。所谓逻辑起点的意思是指一种现实社会在文化预设上的偏向,而非各种实际发生的可能。比如虽然世上每一个人都是母亲所生,但有的文化起点是讨论该个体的生命意义及其相关的权利问题,有的文化起点是讨论这种天然的关系连带及其相应的情感问题。

这样就导致有的文化关注自我,始终思考自我如何与他人建立交往,而有的文化关注天然的关系以及个人在这种关系中如何成长。

其次,无论是“松散关系”还是“固定关系”,都能各自进入“约定关系”或“友谊关系”,但人们在进入时的表现则深受其文化预设的影响。

比如,当松散关系向度中的个人分别进入“约定关系”和/或“友谊关系”时,其交往方式总是伴随着个人的意志乃至权利,他可以加入俱乐部、社团、企业或政府等,即他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成为某个群体的正式成员或选择退出,亦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同他人建立熟人关系、朋友关系、恋人关系等。

而“固定关系”里的人也能进入其他关系,但它想表达的运作模式是,社会应该仿造天然关系来建立,而这种社会中的组织、团体等往往是血缘、地缘的变种,诸如同乡会、商会及家族企业等,且其所建立的友谊关系也是来自固定关系的推广,比如结拜、投名状或称兄道弟等。

在这样的社会,个体的意愿性往往受到压制,一个人也很难我行我素,处处要考虑他的网络位置以及他人的感受、意见或评价。由此理论,我们看到虽然两种文化逻辑起点都可以进入“约定关系”和“友谊关系”,可从“松散关系”进入的人们更看重契约,而从“固定关系”进入的则依然重情义;前者更多地强调人的理性或自我实现,后者则更看重地位和名声。

儒家人伦的运行方向

关系向度理论中所呈现出的“固定关系”及其文化预设,回到文化解释上看,就是中国人最看重的家人关系。具体而言,所谓“亲亲”即“固定关系”的儒家式表达。而上述提及的家族等级秩序、生生不息生存论、理分及儒家角色伦理等,也都是在此框架中发生、发展的。

为了后面解读“亲亲相隐”方便,我先用此理论来解读儒家的“五伦”含义。《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曰: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这段话是后来儒家核心思想中“五伦”的由来。在这里,孟子首次提出人与人的关系几乎来自这五种,至此后来大量的儒学者认为,这五种关系基本上涵盖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关系。比如婆媳、师生、师徒等关系虽不在其中,但可归属于父子的伦理;而同伴、同事、同学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则可以归结到兄弟或朋友那里,即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显然,分析“五伦”的关系性质,非常有助于我们看清楚儒家有关“关系”运作的逻辑。

回到上面图1给出的关系向度理论, 贵州华宏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我们可以看到,父子、夫妇、长幼(兄弟)三伦都位于“固定关系”中,“君臣”一伦位于“约定关系”中,而“朋友”一伦位于“友谊关系”中。由于儒家通常不讨论陌生人关系,或者说,在儒家看来陌生人之间没有关系,因此松散关系与儒家的人伦几乎无关。我试作图2如下:

图2 “五伦”在关系向度中的走向

在这一图式中,“固定关系”是其他关系的逻辑起点,其他关系具备什么特征,都是由“固定关系”的特征派生出来的。当然,需要区分的是,由于“约定关系”与“友谊关系”分属两个关系向度,其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

虽说它们都来自“固定关系”,但由于“固定关系”更强调时间的长程性,在这点上,“友谊关系”会比“约定关系”更加人情化一些;反之,“约定关系”则比“友谊关系”更制度与规范化一些。比如汉儒建立起来的“三纲”就是从“固定关系”到“约定关系”,因为其中更加强调国家的制度化建立,而中国社会中的“江湖”则是从“固定关系”延伸至“友谊关系”,其中的“义气”成分很重。

我们有理由认为,充分地讨论“固定关系”如何运作,是理解儒家人伦的关键。

首先,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当人与人的关系被血缘和亲情连接在一起时,“关系”本身会成为人之为人的基本前提。

也就是说,固定关系的文化预设假定了关系先于个体而存在。在这样的关系中,任何突出个体的观念和行为都将受到抑制,其潜在理由是,个人离开关系便没有意义。而且在关系突显的社会,如果任由个性充分展示,将导致血亲淡化,诱发个人私欲,致使家庭分崩离析。这一点至少在农耕文明中是被高度防范的,产品分类否则大家都将无法存活。

由此,关系在任何时候都优先于个人,也是该社会成员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儒家在这点上认为,凡是不在关系中讨论的人的话题,本质上不属于“人”的话题,这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孟子在说“五伦”之前,先要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个人身体上求得温饱、安居都不是对人道的讨论,是对人的禽兽那一部分的讨论,而对人的讨论则应该是从“关系”开始。

其次,关系的维持虽然在客观上有理性计算的成分,但更多地被定义为情感的发生。

其理由是,如果我们公开强调用理性来交往,处处摆出凡事都得讲理的姿态,或斤斤计较于个人对错,那么看起来道理越辩越明,但关系却越来越僵,彼此感情受损、伤了和气。所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也信奉“清官难断家务事”。

我们固然承认,中国的家庭制度中也有严格的家训、家规及家教这一部分,但它们更多的不是用来催生人的理性行为,也不是引导人的决策要多从理性出发,而是用来建立并引导情感行为的走向,以保证家庭成员关系的和谐与稳固。

比如以“孝”为例,孝道是一种道德规范,但这样的规范根本不在于指向个人的是非观念,更不鼓励自由表达爱的方式或者厘清彼此的责任,而是处处体现着如何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可见,儒家所谓的“情”在人性层面上是特指在“关系”层面发生的“情”。《礼记·礼运》在给“人情”下定义的时候,先在天然层面定义“情”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但回到人道的层面后就成了“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情感被规训的过程就是情理交融的过程,从而也使得儒家文化的特点不导向纯粹的理性主义。

再次,长久性与低选择性关系连接要以建立与维护关系秩序为首要原则。

而儒家的理论与实践证明,以等级排列的人际结构远胜于平等交往,因为后者恰恰凸显了个人意志和自由,而不能像前者那样将自我认同于上下结构中。

我们这里不能片面地认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做人的道德。长期以来,有太多的儒学学者都认为儒家是一个弘扬道德的价值体系,其最为突出的是道德至上原则,我对此有保留意见。

儒家固然强调道德,但这只是相对于反思社会中出现“礼崩乐坏”的情形或者社会治理中出现偏重“法”的情形而言的,但无论如何强调道德却都不能突破等级秩序的框架。等级秩序一旦被突破,那么原本嵌入结构性的道德就成了道德本身,比如“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或者有“自我修养”等,也就是只剩下了个人自身判断事物的是非准则,这不是儒家期望的道德含义,至少是其低层次的道德含义。

《论语·学而篇》: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中,子路对洁身自好的评价是“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篇》)。

《孟子·尽心章句上》:

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

在儒家眼中,不应该看重个人所讲的道德,道德是面向秩序的,也是保证秩序的。

最后,我们还能从关系向度的分化中看到儒家价值观强调的重点不同。

“固定关系”强调的是以孝亲为基本的价值观,其中包含了亲情之间的等级地位序列;而其进入“约定关系”之后移“孝”作“忠”,导致儒家寄期望于将家庭中的情感及等级转化至“约定关系”中;而由孝亲为主导的价值进入“友谊关系”后,则发展出重“义”的价值观念。

当然本文所谓的主导性意思只表示各价值在关系向度中的偏向,在儒家体系中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由于它们都来自“固定关系”中的孝亲思想,因此在各自延伸中也是含混的,比如很多时候,“忠义”是合在一起讲的。

现在,借助关系向度理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的一个重点问题是,为什么学术界会在“正直”与“亲亲相隐”之间发生疑惑?根本原因是人们把“道德”与“秩序”看成了两个不相干的问题。

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一方面儒家道德要求做人必须光明磊落,另一方面又提倡“亲亲相隐”,似乎很矛盾。殊不知,道德就是用来维系秩序的。如果一个人光明磊落到把家庭解散了,这就背离了秩序的维系;反之,维系秩序也得讲道德,没有了道德,这样的秩序维系则是外在的、表面上的、不堪一击的。

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有关个人道德问题不单纯是要争出个是非曲直。通常情况下,维系个人道德即守住了秩序;而在特殊情况下,维系个人道德则会破坏秩序。“亲亲相隐”即属于这种情况。

那么,孔子的态度就在这里了。

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

——儒家的社会学研究

翟学伟 著

ISBN 9787301328972

定价:119.00元(精装)

2022年出版

编辑 | 茶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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